【導語】

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組織。在我國，很多中小企業處于“行政機關監管不力”“企業野蠻生長”的狀態，監管部門動輒采取選擇性執法和運動式執法的做法，企業的商業競爭處于無序的狀態。

在此大環境背景下，企業管理團隊經常存在僥幸心理，鋌而走險，采取各種“走捷徑”“踩紅線”的違法違規經營行為。以致劣幣驅逐良幣，給回扣成了行規，不給客戶業務員回扣的行為反而成了“不禮貌，不懂規矩”的行為。

尤其是眾多企業制定了業務考核協議，將產品銷售額、工程中標額、完成利潤額等作為主要的績效考核指標或者其他利益驅使，將部門、員工完成工作業績的結果與其工資獎金福利直接掛鉤，形成了一種“人人追求經濟利益”“事事關乎營業指標”的經營管理方式。結果，在管理層的授權或默許下，企業負責人自己、管理人員或員工實施諸多方面的違法犯罪行為，反而被認為是正常的商業“行規”。

例如，醫藥生產企業公司為了某種新藥盡快獲得生產許可或者成為醫院處方藥，要么向藥監部門行賄，要么向醫院藥品采購人員行賄，要么給予醫務人員明碼標價的“回扣”。

再如，某生產企業為了獲得穩定訂單，向客戶公司的業務銷售員給予回扣，或者為了獲得低價原材料，向供應商公司的業務員給予傭金、回扣等等。

在一種普遍實施商業賄賂的競爭環境中，該企業會被認定構成單位行賄罪或者特定的行為人構成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這其實是在刑事犯罪邊緣試探，無異于在刀尖上起舞。

【正文】

一、何為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以財務、數額較大的行為。

其中對于不正當利益的認定，是行賄人希望通過實施行賄行為而所想要達到的結果，而刺激行為人實施該行賄行為以達到謀取不正當利益目的的內心起因則可能多種多樣。根據《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曾對不正當利益作出了明確的解釋，將謀取不正當利益劃分為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所指的不正當利益都是指利益本身的不正當，而不涉及利益手段的不正當。不正當利益除了法律禁止取得的利益外，還包括根據國家政策、國務院各部門規章不應當取得的利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對非國家工作人員有行賄罪中的數額較大的起點按照三萬元的二倍起算。

二、 構成要件

（1）客觀要件

必須是給予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工作人員以數額較大的財物。行賄人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有兩種方式：一是提供賄賂；二是承諾提供賄賂。與其他行賄犯罪一樣，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之所謂賄賂在現行立法上仍表述為財物，需要結合賄賂的范圍來把握。賄賂既應該包括財物和財產性利益，也應包括諸如提拔職務、招工提干、遷移戶口甚至性服務等非財產性利益。我國相關刑法條文將賄賂的范圍局限于財物，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實際均已將此處財物做擴大解釋。

（2）主觀要件

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行賄人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是希望非國家工作人員能夠利用職務便利為自己謀取利益。過失不會構成本罪，行賄者則表現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諸如不正當、不可能或者不一定能得到交易機會和交易條件等），而給付對方財物（或其他非財產性利益）。其主觀目的都是為了“不正當利益”而故意為之。

（3）主體

該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這里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中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工作人員的范圍相同判斷主體性質，有兩個標準，一是所有制標準，二是看該主體是否“從事公務”，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主體，主要是指以財物賄賂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請托人，可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主體主要指個人，而對企業、公司和其他大內的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主體，則包括單位和個人。

（4）量刑標準

根據刑法第164條規定，犯本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單位犯本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上述規定處罰。

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三、此罪與彼罪的區分認定

（1）犯罪對象

在行賄對象上，對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罪的對象只限于“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此處的公司工作人員，具體是指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監事或職工。企業工作人員，是指公司以外的企業中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工，包括各種所有制成分的企業中的行政人員、業務人員和其他受聘從事企業相關事務的人員。而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則是指公司、企業以外的其他的單位中的職工，其中不但包括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等常設性組織的工作人員，也包括為組織體育賽事、文藝演出或者其他正當活動而成立的組委會、籌委會、工程承包隊等非常設性組織的工作人員。

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所謂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包括國有公司、企業及其其他國有單位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但不能是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如果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者行賄，可能構成《刑法》第389條的行賄罪或者393條單位行賄罪；如果是向外國公職人員、國際組織官員行賄的，可能構成《刑法修正案（八）》第29條第2款新增的向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如果是對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行賄，則可能構成第391條對單位行賄罪。這種行賄對象上的差異，使得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與其他行賄罪有著明顯的區別。

（2）犯罪主體

公職行賄罪體系中，單位行賄罪又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單位給付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這種情況發生在經濟活動以外的領域中，另一種是發生在經濟往來中的單位行賄行為，即單位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回扣、手續費。這兩種情形必須以情節嚴重為必備條件。也就是說，在單位行賄罪中，情節嚴重是決定罪與非罪的條件。

而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所有行為均發生在經濟活動中，沒有發生在經濟活動領域之外的行賄行為。這是公職行賄與商業賄賂額最主要區別。對于單位位向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行賄的，刑法沒有將情節嚴重作為犯罪的必要條件，而是與自然人向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行賄作相同對待。

四、實務裁判認定難題

（1）取暖公司內部員工與外部人員勾結竊取熱蒸汽，事后分得贓款如何認定

原審法院認為，被告單位春華公司為謀取非法利益，向公司、企業工作人員賄賂共計33萬元人民幣，其行為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被告人劉仁貴作為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負責人，被告人陳西海作為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均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劉仁貴、陳西海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秘密的手段，竊取公私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均構成盜竊罪。被告人楊偉身為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分別非法收受他人賄賂11萬元，為他人謀取非法利益，其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告人楊偉在離開原公司后，為牟取非法利益，與陳西海等人合謀，采用秘密手段盜竊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盜竊罪。被告人袁希均身為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賄賂11萬元，為他人謀取非法利益，其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均成立。

再審法院認為：關于上訴人春華公司是否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上訴人劉仁貴、陳西海是否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上訴人楊偉、原審被告人袁希均是否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問題。

在2023年11月至2023年3月第一個采暖季中，劉仁貴、陳西海為掩蓋其以斷電方式竊取熱蒸汽的行為，以春華公司單位名義向袁希均、楊偉、楊某2各行賄5萬元，共計15萬元，該行為系單位行賄行為。在2023年11月至2023年3月第二個采暖季中，袁希均、楊偉、楊某2作為陽森公司的員工，為謀取非法利益，與春華公司的劉仁貴、陳西海內外勾結，由具有專業技術的楊偉負責更改計量參數設置，以達到竊取熱蒸汽的目的，袁希均、楊偉、楊某2與劉仁貴、陳西海構成該盜竊行為的共犯，春華公司分別給予袁希均、楊偉、楊某2三人各6萬元“好處費”，應當認定為袁希均、楊偉、楊某2參與共同盜竊后的分贓行為，而不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行為。

根據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十一條的規定，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單位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春華公司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數額為15萬元，未達到立案追訴標準。因此，春華公司的行為不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相應的，劉仁貴、陳西海的行為也不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根據2023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的規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中“數額較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受賄罪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執行，即6萬元。楊偉、袁希均各收受5萬元，未達到立案追訴標準。因此，楊偉、袁希均的行為不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2）因單位的工程項目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該如何認定

公訴機關認為：2010年11月份，四發公司濟源項目部與東夫居委會簽訂東夫綜合辦公樓開發合作協議，約定四發公司濟源項目部出資建設東夫綜合辦公樓，東夫居委會負責施工場地“三通一平”，具備開工條件，并協調各種外部糾紛。東夫綜合辦公樓工程動工前，東夫居委會支部書記宗應才以協調群眾阻工、賠青等理由，通過時任四發公司濟源項目部工地負責人的被告人胡均利向四發公司濟源項目部索要賄賂。四發公司濟源項目部經理張某1為搞好與東夫居委會的關系，安排公司財務人員韓志偉分別于2010年11月14日、2010年12月4日、2010年12月24日向宗應才的農商行賬戶存現5萬元、轉賬5萬元、轉賬10萬元，共計存入20萬元，后宗應才將其中4.82萬元用于支付東夫綜合辦公樓的調運垃圾、平整場地、賠青費用等。應該認定胡均利成立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原審法院認為：

被告人胡均利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他人3935.325萬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胡均利伙同東夫居委會原支部書記宗應才多次挪用集體資金進行營利活動，共計117萬元，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挪用資金罪。根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行賄行為系胡均利的個人行為，公訴機關關于胡均利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指控意見不能成立，該院不予支持。

五、法律法規匯總

（1）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023修正）》

第一百六十四條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單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2）監察法規

第二十六條 監察機關依法調查涉嫌貪污賄賂犯罪，包括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單位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行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介紹賄賂罪，單位行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私分國有資產罪，私分罰沒財物罪，以及公職人員在行使公權力過程中實施的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相關聯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3）司法解釋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第七條、第八條第一款關于行賄罪的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執行。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規定，商業賄賂犯罪涉及刑法規定的以下八種罪名：……；（2）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7）介紹賄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條）；（8）單位行賄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

3. 《最高人民法院對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第3031號(政治法律類219號)提案的答復》：例如，號販子與醫院工作人員勾結，通過向醫院工作人員行賄等方式，獲得更多掛號，進而倒賣獲利的，可以以“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等犯罪論處。

（4）部門規章

1.《保險公司中介業務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中國保監會在查處保險公司中介業務違法行為過程中，發現非國有保險公司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涉嫌構成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偷稅罪等，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依法及時向司法機關移送。

2.《公安部關于切實做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通知》第二條規定，認真貫徹執行《決定》和《辦法》有關工作要求。要準確把握《辦法》規定的速裁程序適用條件和范圍。在適用條件上，案件應當同時符合《辦法》第一條規定的四個條件；在適用范圍上，“行賄犯罪”包括公安機關管轄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和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

（5）黨內法規制度

1.《國家監察委員會管轄規定(試行)》第十二條規定，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包括貪污罪；揶用公款罪；受賄罪；單位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行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介紹賄賂罪；單位行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私分國有資產罪；私分罰沒財物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