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綜合考量。對非法占有目的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認定，具體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考量：申領信用卡時提交材料是否真實，有無嚴重弄虛作假；使用信用卡時是否具有相對穩定的還款能力，如是否具有穩定合法的工作或者收入來源等；透支情況與收入水平是否基本相符；涉案信用卡是否存在大量套現情況；透支款項用途是否合法，是否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是否存在持續且有效的還款行為；透支后是否與發卡銀行保持聯系、積極溝通，是否存在故意逃避催收的情況；等等。對于持卡人原有合法、穩定收入來源，長期正常使用信用卡，信用記錄良好，但在正常透支消費后，因突發重大疾病或者其他客觀原因，導致一時無力還款，事后與發卡銀行積極溝通說明情況、盡力籌措還款資金的，不應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2．關于“有效催收”的認定標準。對于“有效催收”，應當從催收的時間、效果、間隔、合法性等方面加以認定。具體而言：

(1)在透支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后進行。持卡人的透支尚未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的，屬于對信用卡的合法使用，此時的所謂催收，本質上屬于《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以下簡稱《信用卡管理辦法》)第六十七條“發卡銀行應當及時就即將到期的透支金額、還款日期等信息提醒持卡人”中的“提醒”，不屬于催收，故明確催收應當在透支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后”進行。

(2)催收應當采用能夠確認持卡人收悉的方式，但持卡人故意逃避催收的除外。這是“有效催收”的本質要求，以將持卡人由于搬遷或者出差等原因，沒有收到銀行催收以致未能按時還款的情況排除在外。需要注意的問題有三：一是這里的“確認持卡人收悉”，并非僅指持卡人實際知曉催收內容，也包括司法機關根據一般生活經驗，判斷持卡人確實收悉催收的情況，例如發卡銀行按照約定，將催收短信送達持卡人的手機，即使不能證明持卡人已實際閱讀，也可以認定有效催收。二是有的持卡人通過變更聯系方式不通知發卡銀行等方式故意逃避催收的，要求發卡銀行的催收現實、確定被故意逃避催收的持卡人知悉，顯然不符合現實情況。考慮發卡銀行催收與人民法院民事送達有一定的相似性，故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民事送達工作的若干意見》(法發〔2023〕19號)第六條“當事人變更送達地址，應當以書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當事人未書面變更的，以其確認的地址為送達地址”的規定，明確對于有證據證明持卡人故意逃避催收的，不需要發卡銀行的催收必須采用能夠確認其收悉的方式，只要發卡銀行按照與持卡人約定的方式進行了催收，例如向故意逃避催收的持卡人預留的手機號碼發送催收短信的，也可以認定為有效催收。三是催收方式。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信用卡犯罪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復函》(法研〔2010〕108號)明確要求“兩次催收”一般應分別采用電話、信函、上門等兩種以上催收形式。對此，司法實踐反映良好。修改決定未吸收上述規定，主要是考慮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催收的方式更加靈活多樣，例如近年開始出現“短信”“微信”“電子郵件”等催收方式，司法解釋難以全面列舉；而且，修正后的司法解釋已經明確規定“催收應當采用能夠確認持卡人收悉的方式”的情況下，對催收形式再作限制，亦無必要。

(3)兩次催收至少間隔三十日。作此規定，同樣是為了確保持卡人能夠收悉發卡銀行的催收，避免短時間內連續催收造成把兩次催收實質上合并為一次催收的情況。之所以確定為“三十日”，是參考了信用卡對賬單的生成周期一般為三十日的做法。

(4)符合催收的有關規定或者約定。此處規定的“約定”，是指持卡人與發卡銀行就催收達成的合意，主要表現為持卡人同意發卡銀行的信用卡章程中有關催收的條款。至于“規定”，目前主要是指《信用卡管理辦法》第六十八條至第七十條的相關規定，如“不得對與債務無關的第三人進行催收”“對催收過程應當進行錄音，錄音資料至少保存二年備查”等。下一步關于催收的相關規定如有調整的，從其規定。

3．關于持卡人與實際透支人不一致時的催收對象及相關問題。具體操作中，可以根據實際透支人獲得信用卡的不同方式分別作出處理：(1)違背持卡人真實意愿情形的處理。以拾得、騙取、竊取、收買，甚至搶劫、盜竊等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后惡意透支，根據刑法和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可以盜竊罪、信用卡詐騙罪(冒用他人信用卡)等規定定罪處罰，不需要催收。(2)未違背持卡人的真實意愿情形的處理。持卡人明知、甚至與實際透支人共謀，共同使用自己的信用卡惡意透支的，對持卡人進行催收即可。因為此種情形下，持卡人與實際透支人一般存在某種關聯，且雙方違反了《中國人民銀行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銀發〔1999〕17號)第二十八條“銀行卡及其帳戶只限經發卡銀行批準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轉借”的規定。需要特別強調，此處只是明確催收對象是持卡人，但是否構成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以及追究的刑事責任具體主體，還需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作出判斷。

4．有意見提出，惡意透支是信用卡詐騙罪的類型之一，與信用卡詐騙罪的其他類型(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使用作廢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沒有本質區別，惡意透支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提高后，其他類型信用卡詐騙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宜作相應提高。經慎重考慮，暫未采納這一意見。主要考慮是：惡意透支是信用卡詐騙罪的絕對多數類型，其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是當前辦理信用卡詐騙刑事案件面臨的最為突出問題之一，有必要重點解決，而其他類型信用卡詐騙的定罪量刑數額標準未見突出問題，實施情況較好，可以繼續適用。特別是，惡意透支主要屬于持卡人與發卡銀行的債權債務糾紛，危害相對較小，風險相對可控，其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可以而且有必要與信用卡詐騙罪的其他類型保持較大差別。

5．有意見提出，惡意透支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能否以及如何與信用卡詐騙罪其他類型的定罪量刑數額標準相互折抵，建議作出明確。經研究認為，惡意透支與信用卡詐騙罪的其他類型雖然適用同一罪名，但性質有所不同，不宜相互折抵，分別計算似更為適宜。

6．關于惡意透支數額的認定，應當著重把握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1)惡意透支的數額是指“實際透支的本金數額”。惡意透支的犯罪對象主要是發卡銀行的本金，而“利息、復利、滯納金、手續費等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屬于發卡銀行的市場收入，通過民事等其他法律手段加以保護更為妥當。

(2)計算惡意透支數額的時間節點為“公安機關刑事立案時”。這是實踐中的普遍做法，能夠鼓勵持卡人還款，有助于發卡銀行及時挽回損失。

(3)歸還或者支付的數額，應當認定為歸還實際透支的本金。實踐中，持卡人逾期后歸還的款項，是“還本”還是“付息”，認識不一，故此處明確為“還本”。如不作此規定，可能導致將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變相計入惡意透支的數額，明顯不當。需要強調，“歸還或者支付的數額，應當認定為歸還實際透支的本金”的規定，是公安、司法機關計算惡意透支犯罪數額的方法，而《信用卡管理辦法》第五十七條“逾期1—90天(含)的，按照先應收利息或各項費用、后本金的順序進行沖還；逾期91天以上的，按照先本金、后應收利息或各項費用的順序進行沖還”的規定，則屬于銀行的信用卡業務規則，二者的法律依據、適用范圍、制度目的等均不相同，應當并行但不能混同。

7．關于認定惡意透支數額的證據標準。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時，即應當收集、調取發卡銀行提供的交易明細、分類賬單(透支賬單、還款賬單)等證據材料，審查認定惡意透支的數額。在一些案件中，惡意透支的數額難以確定的，檢察機關應當要求有關部門出具司法會計報告或者審計報告，并結合案件其他證據審查認定惡意透支的數額，以提升惡意透支數額認定的準確性和案件處理的效率。

8．關于名為透支信用卡實為貸款情形的處理規則。司法實踐中，個別發卡銀行不采用傳統的抵押擔保等具有較高安全性的貸款發放方式，而是以信用卡透支的形式發放貸款，既降低了銀行發放貸款的審查要求，又可以將“持卡人”透支不還的行為認定惡意透支以通過刑事手段追索貸款，從而將銀行的審慎義務轉移給司法機關和“持卡人”。實踐中，對于此種情況能否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存在較大爭議。經研究認為，該行為實質上是借用信用卡的形式發放貸款，所發放的“信用卡”的主要功能是作為貸款載體而非用于透支消費，不符合信用卡的本質特征，此種情況下“持卡人”透支不還的行為主要屬于不及時歸還貸款，不應適用惡意透支的規定定罪處罰。當然，如果符合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定的騙取貸款罪、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的貸款詐騙罪等其他犯罪的，可以依照其他犯罪定罪處罰。

【司法解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