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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是一種以合同為掩護、手段狡猾、不易識別、涉及面廣、數額巨大、危害嚴重的詐騙犯罪。在所有的詐騙類犯罪案件中，合同詐騙案件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已成為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的熱點、難點。本文將結合我國合同法與刑法學基本原理對此作一些粗淺的探討，以期對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本罪有所裨益。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和構成特征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通過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體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誠實信用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合同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1我國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它對于防范合同欺詐，維護公平、自由、安全、有序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嚴重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交易秩序和競爭秩序。故刑法單設此罪以保護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合同詐騙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而言，簽訂合同的著眼點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2合同僅僅是詐騙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觀特征。
從本質上講，合同詐騙屬詐騙犯罪的范疇，在客觀方面完全適用詐騙犯罪的構成模式。即：欺詐行為→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行為人或第三人獲得財產→被害人的財產損失。3本罪客觀上表現為行為人在簽訂或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這里的虛構事實指行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現形式主要為：假冒訂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盜竊、騙取、偽造、變造簽訂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書、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虛構不存在的基本事實；虛構不存在的合同標的，等等。隱瞞事實真相是指行為人對被害人掩蓋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其表現形式主要是：隱瞞自己實際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實，隱瞞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圖；隱瞞合同中自己有義務告知對方的其他事實。
3、主體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司法實踐中，應注意區分自然人利用合同詐騙與單位利用合同詐騙。下列幾種情形應屬于個人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1）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合同詐騙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合同詐騙犯罪為主要活動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應認定為個人犯罪。（2）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租賃給個人經營的企業，承租人利用企業名義詐騙的，應認定為個人詐騙。（3）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為個人提供營業執照，名為集體實為個人的企業，企業人員以企業名義進行合同詐騙的，應以個人詐騙論。（4）沒有資金、場地、從業人員等有名無實的皮包公司，利用合同詐騙的，應以個人詐騙論。（5）由被掛靠企業提供營業執照，而由掛靠人員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掛靠企業，實施合同詐騙，應認定為個人詐騙。因此是否以單位名義簽訂、履行合同，不應成為區分個人合同詐騙與單位合同詐騙的標志。實踐中，“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兩點把握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還是單位合同詐騙。而且，這兩點之中，利益歸屬的團體性應當優先考量”。4對那些以單位名義實施的而實際犯罪謀取的利益歸屬直接責任人員的合同詐騙犯罪一律應以個人犯罪論處。
4、主觀特征。
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刑法理論認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過實施行為實現某種危害結果的心理態度。犯罪目的僅存于直接故意中”。5因此合同詐騙罪這種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可能存在間接故意，如行為人簽訂合同時對履約能力尚無把握，寄希望于將來的時運，合同簽訂后，先行占有對方定金或預付款，而后對履約抱聽之任之、漠不關心的態度。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僅表明行為人不愿意積極履行合同，不能說明行為人有騙取對方財物的目的，此時只能引出兩種民事法律后果：一是欺詐合同無效，二是行為人賠償對方當事人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間接故意只能構成民事欺詐，只有當行為人無正當理由拒不返還定金或貨款時，才能構成刑事詐騙。而這種拒不返還定金或貨款的心理態度，只能是直接故意。
二、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立法對合同詐騙罪的抉擇。6有學者認為，凡是使用刑法所規定的欺詐手段的，原則上均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7當然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的幾種客觀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種含有欺詐因素的行為是否是合同詐騙罪構成中的客觀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有無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斷一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時，除看行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所規定的行為類型外，還必須看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而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查證和認定行為人“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許多詐騙案件由于受偵查技術及偵查人員能力的局限，難以查證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而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那么，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筆者認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根據其是否是刑法所規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作出司法推定。司法實踐中“司法推定”作為一種以‘忽略個別可能與結論相反’為代價或基礎的思維程式和證罪方法被廣泛認可和運用“。8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在司法推定時，應全面考察行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觀因素：
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
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可分為完全履約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無履約能力三種情形，應分別不同情況加以認定：（1）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2）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3）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4）有部分履約能力，同時亦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一般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約行為本意不在承擔合同義務而在于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5）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之后仍無此種能力，而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6）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page]
2、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
詐騙行為絕大多數是作為，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為。其主要表現為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從司法實踐中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詐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沒有詐騙行為，不能定合同詐騙罪，但是有詐騙行為也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要正確認定合同詐騙罪還須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一般說來，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響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足以說明行為人無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3、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
履行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也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存在“騙取錢財”目的的重要客觀依據。9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者，在合同簽訂以后，沒有履行合同或者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實際存在的履行行為，必須是真實的履行合同義務的行動，而不是虛假的行為”。10履行行為是否真實，應當結合履約能力的不同情形來判斷，這里應該注意以下兩種情況下對行為性質的認定：（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采取積極履約的行為，在尚未履行完畢時，行為人產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己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部分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產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2）行為人在取得相對人財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對方追討，又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債務。這種連環詐騙在司法實踐中被形象地稱為“拆東墻補西墻”。這種行為實質上是行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補救措施，不是一種真實的履行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4、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
“若當事人沒有履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則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不同的心理態度，對合同標的處置也必然有所不同”。11所以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2）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罪論。（3）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沒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經營活動，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內將對方財物予以返還，應視為民事欺詐；當其沒有履約行為時，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5、行為人在違約后是否有承擔責任的表現。
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會提出辯解以減輕自己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解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后，大多采用攜財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6、行為人不履行合同的原因。
合同的履行包括主客觀因素。行為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享受了權利，而不愿意承擔義務，表明了合同不履行是行為人的主觀意志，從而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只是由于客觀上發生了使行為人無法預料的情況，導致合同無法得到全面履行，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糾紛處理。
（二）一罪與數罪的認定。
認定合同詐騙罪的罪數形態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牽連犯問題。
從理論上講合同詐騙罪屬于純正的欺詐犯罪，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必然要實行欺詐手段，而這種手段行為又可能觸犯其他罪名，從而構成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比如行為人為虛構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以及偽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而偽造各種公文、證件、印章以及金融票證、國家有價證券、股票、債券等就觸犯了偽造公文、證件、印章罪以及偽造金融票證、國家有價證券罪，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對此，我國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都主張按“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處理。
2、法條競合問題。
合同詐騙罪作為特殊詐騙犯罪在詐騙方法和對象上有其特定性，雖然和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普通詐騙罪一樣都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但主要是破壞了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誠實信用的市場經濟秩序。普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在犯罪構成上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即兩罪形成了法條競合。在此情況下，適用法律的原則是特殊法優于普通法，重法優于輕法。這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的共識。但是當行為人的一個行為同時符合合同詐騙罪和金融詐騙犯罪時，這種情況屬于法條競合還是想象競合在理論界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這種情形屬于法條競合。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犯罪之間在構成要件上并無必然的競合什么是合同詐騙罪什么是合同詐騙罪，這種情況屬于想象競合犯形態。筆者同意前者的觀點。所謂法條競合通俗地講“就是一個犯罪行為同時觸犯了兩個分則性條款，其中某一法條的全部內容包含于另一法條的內容之中，即兩個法條發生重合，或兩個法條的部分內容相同，即有所交叉的情形”。12就金融詐騙犯罪而言，其中許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體現，行為的實施也發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因而在犯罪構成上與合同詐騙形成法條競合，且包括包容競合（如合同詐騙罪的內容包容保險詐騙罪的規定，兩者存在普通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對此應適用特別法，以保險詐騙罪定性。）與交叉競合（如合同詐騙罪的規定與票據詐騙罪的規定之間存在交叉關系，這種情況下應擇一重罪適用法條。）[page]
（三）關于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的認定。
所謂“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是指行為人先后實施了數個獨立的詐騙行為，其行為方法分別符合合同詐騙罪與其他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的情況。對于該種情形如何定罪處罰在理論界和司法界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應該按照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處罰；第二種觀點認為應該按照行為人的主行為定性；第三種觀點認為應該按照連續犯的處罰原則，從一重罪處罰；第四種觀點認為“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屬于犯罪方法各異、觸犯罪名不同、相互獨立的連續詐騙犯罪，應實行數罪并罰。筆者同意第四種觀點。第一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先后實施、相互獨立的數個詐騙行為之間不具有牽連關系，即不具有手段與目的、原因與結果的內在聯系；而且按照此觀點，當行為人觸犯的幾種詐騙犯罪之中有兩種以上刑罰輕重相當時，便無法選擇罪名，并且即使在刑罰輕重有別的情況下擇一重罪處理，那么行為人觸犯了其他詐騙的犯罪數額是否應計入該重罪的犯罪數額存在疑惑。按照第二種觀點當幾種詐騙行為在整個犯罪活動中難分主次時，定性則無從下手；即使有主次之分犯罪數額的歸屬亦如第一種觀點那樣無法認定。而第三種觀點中所謂的連續犯是指行為人基于數個同一的犯罪故意連續多次實施數個性質相同、觸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態。即使如有的學者認為“如果數次犯罪行為觸犯具體名稱雖然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各罪亦可視為同種性質，成立連續犯形態”，13也不應按照傳統連續犯的處罰原則進行處斷。因為理論上歷來主張連續犯是實質的數罪而處斷的一罪，只考慮到了連續行為所觸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況，而沒有把數次犯罪行為觸犯具體名稱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連續犯納入研究范圍。因此第三種觀點也是不正確、不可行的。在司法實踐中只有對“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實行數罪并罰才能定性準確、罰當其罪。
與“連續詐騙行為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相關的問題是在連續詐騙行為中，當各種特殊詐騙行為（包括利用合同詐騙在內）及普通詐騙行為，分別依照各種特殊詐騙犯罪和普通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未達到起刑標準），而其詐騙總額按照任何一種詐騙犯罪的定罪標準都可構成犯罪；或有的詐騙行為達到定罪標準數額可以認定為普通詐騙罪或各種特殊詐騙犯罪，而其中有幾種行為不構成其詐騙方法對應的特殊詐騙犯罪時，一般應當堅持以下原則：（1）多種詐騙行為，分別以其對應的詐騙犯罪的起刑標準為基準，考察能否構成該對應的詐騙犯罪（包括普通詐騙犯罪和各種特殊詐騙犯罪）；（2）凡依照任何特殊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的，應當把多種詐騙行為作為有機整體看待，將這些無法認定為特殊詐騙犯罪的詐騙行為，連同本來以普通詐騙方法實施的詐騙行為，以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為基準，進行罪與非罪的評判；構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詐騙犯罪定罪處罰。當然，如果按照前述（1）對有的詐騙行為已經認定了特殊詐騙犯罪的，須對行為人以普通詐騙犯罪和已經認定了的特殊詐騙犯罪實行數罪并罰。
（四）合同詐騙罪中共同犯罪形態的認定。
司法實踐中，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有的行為人通過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手段進行詐騙，涉及到名義被冒用者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能否構成共同犯罪的問題。另外，如果所簽訂合同需要擔保就會涉及到保證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能否構成共同犯罪的問題。對于名義被冒用者和保證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能否構成共同犯罪，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筆者認為：（1）如果名義被冒用者在行為人冒用自己名義進行合同詐騙后獲悉，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消極地不加以制止，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2）如果名義被冒用者明知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活動而提供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的，實際上起到幫助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行為的作用，一般來說構成共同犯罪，應承擔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3）保證人不知道行為人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為行為人提供擔保，不具有主觀上的犯罪故意，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4）保證人明知行為人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而為之提供擔保，實際上是一種幫助行為，應當承擔共犯的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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