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坦率地說，清朝的貨幣體系極其復雜，當然也要考慮到區域之間差異巨大，以及清朝統治者缺少真正的努力去創建一個全國性的統一貨幣體系。我們從討論白銀開始分析，在關于清朝貨幣的爭論中，這種金屬通常處于中心地位。這并不意味著它實際上就是清朝的貨幣，在清朝，并不存在全國性的貨幣，至少白銀或黃金不是：這兩種貴金屬都沒有被用來鑄幣。白銀只是一種記賬貨幣，此外，實際上存在各種不同的銀兩。對于日常的小額交易來說，在18世紀和19世紀，銅幣才是清朝普遍的支付方式。

清朝白銀示意圖

清朝貨幣的支付方式（1）：白銀

清朝用作貨幣的主要材料是銅、銀、紙幣。讓我們從對白銀的一些評論開始分析。白銀構成了清朝貨幣體系的核心，不過在漫長的18世紀，白銀在清朝仍然是稀缺的。據統計，19世紀初期清朝白銀總存量從未超過人均140克，當然，這個數據的誤差和不確定性是難免的。

無論白銀進口、出口和生產的確切數字是多少，研究清朝近代早期歷史的專家似乎都認為，早在19世紀第二個25年著名的"白銀外流"事件之前，清朝的白銀就已經很稀缺了。在18世紀的某些時期清朝白銀嚴重短缺。引人注目的是，清朝中央政府并未做出太大的改變。清朝政府本可以鼓勵與西方人的貿易，這可能帶來更多白銀，但是它在這方面并未做任何事。

有很多例證表明清朝政府關閉了銀礦或反對開采銀礦。清政府試圖對白銀進口征繳關稅，它聲稱有權對其征稅。在清朝政府看來，外國進口的銀錠不是流入的通貨而是流入的商品，因此可以對進口的白銀征稅。他們還堅持認為，白銀在運入清朝后應該完好保存。原則上，直到19世紀下半葉白銀才被接受為清朝國內市場的法定貨幣。直到那時，以白銀征繳的稅收通常要以銀錠的形式支付。唯一應付稀缺的策略，似乎只有禁止白銀出口。

清朝白銀示意圖

從清朝統治者的角度看，清朝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鼓勵開采，或者在與"西方蠻夷"打交道時保持小心謹慎的態度。我的觀點是，從嚴格的經濟角度來看，清朝精英制定的政策并非是最優的。例如，清朝政府沒有通過白銀鑄幣設定一個本位，這一點一直讓外國人感到吃驚。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清朝政府應該為自己國家的貨幣設定本位，并為其價值做擔保。

鑄幣的廣泛多樣性使交易非常復雜，人們常常需要切割貨幣驗證其金屬含量。這會損壞鑄幣，并導致進一步磨損。清朝政府知道許多國民更傾向于使用外國鑄幣。不過在我們討論的這段時期，清朝沒有鑄造官方銀幣，除了一些不成功的嘗試。外國的鑄幣質量更好，更容易被溢價接受。19世紀20年代新貶值的硬幣從西屬美洲運到清朝，貨幣當局對此沒有予以回應。基本上政府唯一積極采取但仍徒勞無功的政策，就是試圖禁止白銀出口。

實際上清政府沒有鑄造任何銀幣，也就意味著它不能采取措施，通過貨幣貶值增加貨幣供給。它也不能征收鑄幣稅，就像對銅幣征收鑄幣稅那樣，雖然"火耗"實際上可視為一種鑄幣稅。清朝正式的火耗可以達到3%。在實際中有可能會更高，尤其是在雍正皇帝試圖禁止過度征收火耗之前的一段時間。針對小額銅幣征收的鑄幣稅當然不會很多。在這方面，英國的情況同樣是特殊的。目前，從理論上講根本不存在政府的鑄幣稅，但是一個人在上繳銀錠之后必須要等待數周甚至數月才能獲取銀幣，這實際上相當于向政府的鑄幣廠交了一筆稅。在清朝，清政府很少有壓力和迫切的愿望做這些事。歐洲各國政府顯然更關心貨幣主權。

清朝銅幣示意圖

清朝貨幣的支付方式（2）：銅幣

至于清朝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交易，清朝統治時期銅幣毫無疑問一直是主要的支付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朝始終保持了一個銅幣經濟。銅而不是白銀才是清朝貨幣體系的核心。在19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白銀變得更為稀缺時，這一現象就更普遍了。19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觀察家認為，在清朝除了銅錢沒有全國性貨幣。

清朝有銅礦，尤其是在云南。那里也開采大量白銀，并且鑄造銅幣。德國歷史學家傅漢思估計過1644年—1800年帝國銅鑄幣廠的產量。他估計鑄幣廠生產了3.3億貫銅錢，每貫有1000個銅幣。至少按官方標準，這相當于3.3億兩白銀，年均大約200萬兩。18世紀下半葉每年鑄幣廠產出200萬~300萬貫銅幣。

據統計，清朝統治的第一個百年銅產量就達到了1000萬斤，相當于每年30億銅幣或300萬兩白銀。他認為這也是清朝整個統治期間的平均水平。實際上銀和銅的兌換率有較大波動，也存在很大的地區差異。每個省份都有自己的鑄幣廠生產銅幣。當地政府很有激勵封鎖自己的銅幣外流，而這當然會損害貨幣一體化。在討論這些數字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鑄幣會遭受磨損。

清朝銅幣示意圖

我們談論的是極高的鑄幣成本，即鑄造銅幣依靠手工，在乾隆初期成本平均為銅幣價值的15%，而且沒有跡象表明在19世紀下半葉之前變得更便宜了。在歐洲，貨幣早就實現了工業化生產，以模型來澆鑄。在18世紀后期的英國，蒸汽動力已被用于鑄造小額零錢，第一臺現代鑄幣機直到1887年才從伯明翰帶到清朝。相對較高的生產成本和所有在清朝使用的"小額零錢"的磨損造成了巨大損失，這是民眾在使用低價值貨幣時被迫付出的成本。

對于清朝政府，為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易提供銅幣是優先目標，即使提供小面額的硬幣代價不菲。據黑田東彥所說，也正是這一原因，歐洲地中海國家的政府傾向于發行貴金屬貨幣。在英國，政府明確選擇專注于大額貨幣。另一個與主要使用小額零錢有關的弊端就是所需鑄幣數量巨大：在19世紀初，倫敦一個工人每天賺的錢相當于0.5兩白銀。按照清朝官方的兌換率計算，這將是500個銅幣。隨著銅對白銀的兌換率降低，有時達到2500個銅幣兌換1兩白銀，那么0.5兩就需要多達1250個銅幣。

在當時的清朝，每天的工資水平要低得多。但是即使就像已經做的估算一樣，我們假設工人工資基本在每天1.5~4克白銀（1000個銅幣兌換1兩銀幣），這意味著需要40~100個銅幣。如果銅幣和銀幣之間存在固定的兌換率，這本不是一個問題，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因此，支付往往是相當費力的。對于大量的交易來說，銅錢的價值太低，而相當于37克多白銀的銀兩，對于日常交易來說價值又太高。另外，金認為，清朝清朝鑄造銅幣的方法"比歐洲更為原始，更不精準"。而且，這一狀況在英國開始使用蒸汽機鑄造硬幣之后也沒有得到改善。

清朝銅幣示意圖

云南的銅產量往往不夠并且效率很低，部分是因為它的組織方式，部分是因為技術問題。在這些組織問題中，政府的影響尤其明顯，因為它試圖把價格固定在一個過低的水平上。政府禁止私人煉銅和采礦。有些時候比如在19世紀上半葉，銅幣私鑄受到禁止。因為鑄造銅幣成本非常高，許多舊銅幣仍在流通，特別是還有很多假冒偽劣的鑄幣沒有得到系統有效的處理。將銅幣從云南運到大量使用這些貨幣的地區成本也很高。就技術問題的實質而言，最有效的辦法是引用陳慈玉在有關清朝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云南銅幣生產的論文中的結論：

在19世紀初期，因為危險的礦井越挖越深，原本儲量豐富的銅礦已經枯竭，銅礦嚴重透水以及冶煉所需的燃料短缺，使得銅礦開采變得更加昂貴。要生產100斤銅，需要1400~1500斤木炭，并且在銅礦地區木材很快就采伐一空，所以人們必須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木炭。因為未能突破開采的技術瓶頸，云南的銅產量下降了。

為了明確清朝政府在為民眾提供銅幣時所做的努力有多大成效，必須了解我們提到的生產數量意味著形成多少實際的銅幣供給量，特別是從18世紀末開始。我們無論如何不應孤立地看待這些因素。一方面有越來越多的私人鑄幣廠，增加了生產總量；另一方面，正如之前所說的，銅錢受到很嚴重的磨損，可能很快從流通中消失。

清朝銅幣示意圖

清朝在大約160年間生產的白銀約為1.2萬噸，相當于清朝人均約1兩白銀；在整個清朝統治期間這一數字也不會更高了，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朝人口大幅度增加。我們有更多具體數據。乾隆年間生產了1.6億枚銅幣，嘉慶年間生產了5500萬枚。以每人每年來計，前一個時期約為12.5枚，后一個時期不到7枚。在雍正時期的第二年是每人8枚。這些數字也并不意味著銅幣作為清朝清朝的通用貨幣供給充足。

此外，我們還得考慮偽造的銅幣。清朝偽造的銅幣數量非常龐大。1793年官員在湖南、湖北和云南收繳了2000萬斤的假幣。僅在云南，嘉慶年間就從流通領域中收回了超過100萬貫的偽造鑄幣。但是，即使我們能夠準確地確定官方、私人和假冒銅錢的產量，并加到清朝的白銀存量中，還是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清朝清朝可充當貨幣的貴金屬總量很小。一貫銅錢的價值肯定大大低于200克白銀，因此，銅可能在日常使用中很重要，但也只相當于白銀的一小部分。

清朝匯票示意圖

清朝貨幣的支付方式（3）：紙幣

紙幣在清朝并不陌生，相反，紙幣早在宋朝就已發明。我們知道的第一張紙幣，即沒有日期限制的正式發行的匯票，是由金國在1189年發行的兌換憑證。在明朝建立后，由于通貨膨脹，紙幣已經消失了。在18世紀末，一般而言各種票據再次成為重要的支付手段。清朝政府發行的紙幣直到1853年才重新出現。

清朝的紙質匯票在18世紀很晚的時候才在與西方人的貿易中使用。在鴉片戰爭之前大約一個世紀，清朝出現了四種"信用工具"或"紙幣"。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彌補了清朝銀銅復本位制的缺陷。這四種信用支付工具分別是白銀票據或現金票據、本土銀行支票、匯票和稱之為掛賬的轉賬系統。

直至乾隆年間，民間票據市場方才出現。這些支付手段的重要性迅速上升，雖然對我們分析的主要時期即18世紀末期和19世紀初期，只能猜測實際上它們有多重要。與長期以來政府壟斷票據相反，19世紀主要是舊式私人銀行和公司發行的紙質票據供流通使用。如前面指出的，直到1853年政府才再次發行紙幣。同時，從19世紀30年代起鴉片已經開始在清朝各地作為貨幣使用。我們只能得出結論，政府沒有起到多少作用。

清朝貨幣示意圖

清朝的“銀銅復本位制度”極其復雜和煩瑣。這一制度的復雜和僵化肯定推高了交易成本。這些對清朝的貨幣來講都不是好事，當時的人們也這樣認為，這在以下事實中顯露無遺，即一種外國貨幣在本國各地廣泛使用，尤其是在跨國貿易中。美洲銀元不僅作為一種價值尺度在發揮作用，還成為一種"真正的"貨幣。

從18世紀30年代開始，這些銀元取代沒有鑄造成形的銀錠成為支付手段，18世紀之后更是如此。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這些銀元往往能夠以遠超其白銀價值的價格進行兌換，而銀錠則用于出口，以獲得銀幣。許多清朝人使用外國銀幣，是因為他們發現這些外國銀幣更便于攜帶和交換，與清朝人自己鑄造的銀幣相比，在形狀和式樣上也制作得更精良。清朝的統治者意識到了民眾對外國貨幣的偏好并試圖予以反擊，堅稱外國硬幣應該熔化，鑄成銀錠，并禁止其在國內生產。

至18世紀末，清朝官員引導一些銀匠制造銀元，在各個方面都與西班牙銀元別無二致。然而這些銀匠在設計和重量方面沒有統一，因為眾多工匠的工作相互之間完全獨立。此外，銀匠加入合金以摻假，比例可達50%以上。這導致之后清朝禁止任何銀幣的鑄造。后來重新出現過一些新的官方努力，以鑄造清朝自己的優良銀幣。但是，沒有出現能夠改變全局的成功案例。不出所料，不是每個清朝人都能抵制誘惑，他們無視政府法規，嘗試自己私自鑄造銀元。最后，清朝的利率一直處于很高的水平，這表明清朝的貨幣和貨幣供給確實存在某些問題。

清朝紙幣示意圖

當然，我認為不應該把所有這些貨幣和財政問題的責任都推給清朝政府。但是，顯然政府在這方面也難辭其咎。在清朝這樣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社會中，一個良好的財政和貨幣體系最終必定取決于國家的作用。清朝統治者并沒有密切關注國家財政和貨幣事務。

歷史上清朝曾在宋朝、元朝和明朝三次努力推行紙幣，但都失敗了。每次清朝中央政府嘗試使用紙幣，都會導致過度發行、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以及各種隨之而來的混亂。紙幣是信用貨幣，其使用基于信任、透明度和一定的制衡。清朝一直缺乏這些東西。在19世紀第二個25年的白銀流失大危機中，清朝政府拒絕所有發行紙幣的建議，主要原因是對官僚貪腐的恐懼，對人們會偽造這些新貨幣的擔憂以及對國家缺乏信心，這同樣適用于面值高于其內在價值的大額硬幣。

清朝紙幣示意圖

結束語

相當長一段時間，清朝統治者總體而言似乎并不關心清朝的貨幣。幾個世紀以來，他們沒有鑄造任何銀幣，也沒有印刷任何紙幣，雖然有人建議這樣做。對清朝經濟影響巨大的銀銅兌換率幾乎完全任由市場決定。當各國政府都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時，清政府卻徒勞地試圖通過禁止白銀出口或者降低銅的生產，來解決這一問題。銀荒時期雖然出現了激烈的辯論，提出了很多補救措施，但是，在這一危機四伏的時期并沒有找到真正的解決方案。

顯然，在清朝清朝的銀銅復本位制下，貨幣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銀和銅”這兩種金屬的可得性，而貨幣當局對此沒有實施有效的控制。這是一個糟糕的制度，缺乏根據市場對流通媒介的需求調節貨幣供應量的靈活性。然而，清朝貨幣除了僵化外，還存在其他嚴重缺陷。比如清朝白銀和銅幣之間的兌換率持續波動產生了不必要的風險，增加了交易的不確定性。更糟糕的是，清朝貨幣缺乏統一性，由于沒有標準化的銀銅用于流通，其價值是由重量和純度決定的。要確定一塊金屬的純度，需要一位專業的貨幣兌換商。

白銀和銅幣，是清朝常見的貨幣

清朝缺乏重量標準，這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兩”作為清朝白銀的重量單位，在各個地區、各種交易中都不一樣。銅幣也同樣復雜，流通中的銅幣包括各種硬幣，如政府授權的、偽造的和來自日本、安南等國的銅幣。自然而然地，這些不同類型的銅幣含量和重量各不相同。因此，清朝貨幣的世界里充斥著各類銀和銅幣的兌換率，不同種類的銅幣以及銀的多樣性，所有這些都導致兌換率劇烈波動。最后，這兩種貨幣，特別是銅幣因過于笨重又缺乏現代化的交通設施，以至于無法運至遠方，同時也太不方便，無法滿足大額貿易的要求。